面向“十三五”，克難前行，完成“驚險一躍”，方能順利地邁向復興的彼岸。

穿越經濟發展“三峽”，創造新的發展奇跡，必須打開一扇門。

這扇門就是結構。

這是攸關民族復興、百年夢想的抉擇，是一場必須完成的自我革命。

大視野下再認識：結構調整是發展之要

6.9%——今年前三季度，我國經濟在換擋中繼續保持穩定增長。

如何看待這一數字背后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

權威人士指出，當前經濟下行壓力難以消減，有世界經濟亂云飛渡的波及，有中國自身體量龐大的新特點，但根子是結構性問題，看似需求放緩，實則有效供給不足，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正在發生重大變化。

從國際上看，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，但其內涵發生深刻變化——

看增長，國際金融危機后，我國經濟體量在增大，世界經濟卻在放緩，帶動力明顯減弱；觀貿易，發達國家紛紛去債務化，加之保護主義抬頭，市場逐步萎縮，我國出口增長不可避免遇阻；察趨勢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，發達國家推進再工業化，我國制造業比較優勢減弱。

從國內來看，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，但明顯的趨勢性變化正使國民經濟經受前所未有的轉型考驗——

結構性矛盾愈加突出，不但拖累經濟發展，還將制約持續發展后勁；資源環境約束趨緊，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，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要求更加迫切；經濟運行潛在風險增多，經濟社會發展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加劇。

衡量經濟發展有兩把標尺，一把是總量，一把是結構。前者代表的是速度和規模，后者反映的是質量和效率。

從歷史視角觀察，外延式增長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，正是廉價要素大規模投入和潛在市場需求集中釋放的強大動力，支撐起令世界驚嘆的快速增長。

但毋庸諱言，舊動力的落點通常打在需求側，短時間可以為經濟下滑“剎車”，為啟動經濟“點火”，但長期過度使用則會給經濟帶來結構性后遺癥。

結構經濟學指出，經濟高位增長與結構失衡并存，將導致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顯著降低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基礎被嚴重侵蝕，經濟系統出現局部甚至全局的紊亂。

“實踐表明，長期過度使用強刺激、高投資等宏觀政策，只會帶來生產要素錯配、投資回報遞減、企業活力下降、產能嚴重過剩等副作用。”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說。

當前，經濟下行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業增長下滑，而工業下滑主要是產業結構不適應需求變化，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嚴重。

內蒙古鄂爾多斯，典型的資源型城市，總量巨大卻結構單一，因煤而興也因煤而痛，繁盛時被冠以“小香港”，蕭條后一度被媒體稱為“鬼城”。

曾幾何時，巨量的市場需求讓煤炭價格一飛沖天，但對速度與擴張的追求最終讓這一行業陷入“資源詛咒”。

3年前，煤炭市場風云突變，供需迅速逆轉，煤價一路下挫，“黃金十年”終結。

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統計顯示，截至今年10月末，煤炭庫存已持續46個月超過3億噸，價格跌回2004年末水平；今年前三季度，90家大型煤炭企業利潤出現斷崖式急降，由去年同期盈利450.2億元變為虧損8.1億元。

“煤炭行業的大逆轉引發投資增速下降，財政收入銳減，債務增加資金鏈趨緊，就業崗位減少社會穩定壓力加大，資源型地區可謂雪上加霜。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說。

產能過剩已成中國經濟運行中最致命的“惡性腫瘤”——

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產能擴張，鋼鐵、石化、有色、建材等行業產能都達到或超過上限，絕對過剩和周期性過剩同時顯現，PPI連續近50個月負增長，企業盈利狀況持續惡化，生產領域已現通縮。

新常態下，如果說產能過剩是結構性問題的表象，經濟運行逐步呈現的一系列新特點、新規律則直指結構性問題的本質。

需求條件不同以往——

傳統的“三駕馬車”中，出口拉動經濟的作用明顯弱化，投資尚有空間但帶動力已然下降，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導致消費集中爆發力減弱。

供給條件深刻變化——

“人口紅利”快速消失下面對“劉易斯拐點”挑戰，資源環境承載力接近甚至達到極限，成本提升讓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持續下降。

結構積弊愈演愈烈，變革洪流浩浩蕩蕩。資源稟賦變化之后，發展路徑決不能就此被堵死——

如果不調整結構，投資就沒有效益，無法償還的貸款借債形成壞賬后，財政金融風險將陡然增大；

如果不調整結構，產品就沒有市場，過剩的中低端產品不可能滿足消費升級的需要；

如果不調整結構，企業就沒有利潤、員工就沒有收入，也難以依靠實體經濟挖掘中國經濟增長潛力；

如果不調整結構，政府就沒有稅收，民生和公共服務無從改善，社會也難以和諧穩定。

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，經濟要發展，而發展應是有效益、有質量、可持續的。風險挑戰倒逼之下，調整結構、轉換動力是必然選擇。

煤炭干餾得到焦炭，焦炭在高溫下制得粗煤氣，經脫硫、脫碳獲得潔凈的一氧化碳與氫氣混合物，在催化劑作用下生成烴類產品，進一步加工可以產出汽油、柴油和液化天然氣……

今天的鄂爾多斯，非煤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經濟比重高達46%以上，比3年前提升16.6個百分點。

今天的鄂爾多斯，黑色煤炭轉化為清潔能源的質變時刻在進行著。痛定思痛，一場以煤為主角的結構調整、產業轉型攻堅戰已經打響。

守住信心，共克時艱，就能守住經濟發展的希望。這是必須經歷的轉型陣痛。

新常態新分化：結構調整迎來“重要窗口期”

廣東東莞厚街鎮，中國最大的制鞋出口基地。

盡管出口量上升15%，但東莞綠洲鞋業總經理、臺商李嘉泉仍感到沉重壓力：出口單價被壓低了2%，3000多元的月薪還招工不足，而在越南不到一半的月薪就讓年輕工人蜂擁而至，做一雙鞋的成本至少低3美元。

“三年前客戶報價會給我們‘八趴’（8%）毛利，現在低到‘三趴’。各種成本都在漲，只能靠把量做大，一直擴充很辛苦。”李嘉泉快言快語，“我們盡力堅守，提升技術增強議價權，但可能再過五年，大陸代工出口和東南亞比起來就沒什么優勢了。”

對成本最為敏感的制鞋業，半個世紀以來從歐美遷到日本，到“亞洲四小龍”，再到中國大陸，如今出現向東南亞和非洲遷移的新趨勢。

距此60公里的深圳，曾經是依靠“三來一補”代工快速崛起的城市，如今卻是另一番景象。

“80后”汪滔以36億美元的身價，挺進《福布斯》全球科技界富豪100強。他在深圳一間民房里創立的大疆公司，十年不到已占據全球消費級無人機市場份額70%，估值達到80億美元。

建立特區35年來，深圳已完成幾輪大的產業升級、結構調整。今天，在深圳居主導地位的支撐產業已經從“三來一補”變成了高新技術產業，華為、中興、騰訊等一個個令國人驕傲的名字使得這里生機勃勃。

今天的深圳，再一次以結構創新托起傲人的“深圳速度”：前三季度經濟增長8.7%，不僅高于全國和廣東省同期增速，而且比上半年增速還加快了0.3個百分點。其經濟活力和滾滾財源，讓省會廣州的一些官員感嘆“深圳的結構調整走在前頭、吃到甜頭”。

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，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這一階段，恰恰是產業結構變化最劇烈的時候。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、行業區域分化明顯，既是嚴峻挑戰，更是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的寶貴機遇，由此帶來的市場出清、產業升級的“重要窗口期”，稍縱即逝，必須牢牢抓住，這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。

牢牢抓住“重要窗口期”，就要更新發展理念，強化創新驅動——

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，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，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，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、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。

牢牢抓住“重要窗口期”，就必須夯實基礎，力推實體經濟轉型升級——

任何一個經濟強國都離不開強大的實體經濟支撐。德國的機械制造、日本的電子產品都是其核心競爭力，即便是金融等虛擬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也提出了“回歸制造業”。而國內實體經濟面臨成本快速攀升、競爭力不斷減弱等突出困難，資金出現“脫實向虛”傾向，必須盡快扭轉。

放眼“十三五”，既是結構調整的“劇烈承壓期”，更是結構調整的“重要窗口期”，有著一系列有利條件，一些積極變化正在發生。

——釋放“人力資源紅利”，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仍大有空間，將成為重塑新動力的核心。

雖然“人口紅利”在快速消退，但我國2.7億農民工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普遍較低，通過繼續教育和職業培訓，可以大幅提高勞動力技能和素質，加上每年700多萬應屆大學畢業生，完全有可能用“人力資源紅利”接續“人口紅利”。

此外，當前許多資金被低效部門和效益低下企業占用，通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改革，可大幅提升資金使用效率。

——經濟總量的“蛋糕”日益擴大，為結構調整提供了回旋空間。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經濟總量近50萬億元，前10個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近13萬億元，能夠承受結構調整的代價。

面對企業兼并重組、化解過剩產能、淘汰落后產能等艱巨任務，河北省采取使用失業保險基金支持企業穩崗的政策，今年1至10月，全省共有67戶企業享受了援企穩崗政策，獲得穩崗補貼1.52億元。

——結構趨于優化的苗頭已經顯現，需求、產業、收入分配、空間發展等結構，正在出現歷史性“拐點”。

前三季度，全社會用電量僅增長0.8%，鐵路公路水路貨運量增長4.1%，經濟增速卻達到6.9%。經濟學家指出，個中奧秘，就在于第三產業占比的歷史性飛躍。

——新技術的涌現，特別是互聯網技術應用和相關產業的突飛猛進，為后發國家提供了結構調整“彎道超車”的巨大可能。

今年中秋節，“3D打印月餅”熱銷市場。通過3D打印的模具，月餅可實現小批量個性化定制。10塊錢一個的月餅，打上個性化標志后賣到16塊錢。杭州杉帝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虞洋坦言，傳統制造業競爭太激烈，毛利最多百分之三四；3D打印開辟新空間，凈利潤超過三成。

“‘互聯網+’時代個性化生產、個性化消費是大勢所趨。”國務院參事湯敏認為，這不僅創造新的需求，更是結構的優化和再造。

結構決定未來——

如果把經濟體比作人體，那么結構調整就如同人體的新陳代謝。經濟下行既是巨大的挑戰，更是“騰籠換鳥”、調整結構、轉換動力的良機。

分化孕育希望——

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，已經顯現出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的新希望。必須牢牢抓住結構調整的“重要窗口期”，吐故納新，接力前行。

大調整新路徑：向改革要動力、向市場要動力、向創新要動力、向協調要動力

大調整當有新路徑。

如果說“失衡”是當前我國經濟結構的最主要標簽，那么“均衡”就是結構調整、動力轉換的主攻方向。

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眼中，新常態下的調結構，關鍵要實現一系列均衡——

內需和外需、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更加均衡；高端制造業、現代服務業和傳統產業的發展更加均衡；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更加均衡……

結構性改革能否取得重大突破，政策舉措是否對路有力，將決定中國經濟動力轉換的成敗。

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這是新舊動力轉換的關鍵旋鈕——

進入“十三五”，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已不在擴張經濟總量，而在提高經濟質量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提高生產率。

好比西醫的強心針和中醫的湯藥調理，經濟學家認為，供給側改革重在依靠包括簡政放權、放松管制、降低企業稅率、推進財稅金融改革、提高創新能力等一系列長效措施，最終將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整體躍升。

今天，中國經濟正在按下這一動力轉換的“快進鍵”：從簡政放權到建立市場準入“負面清單”，從鼓勵創新創業到為企業減稅降費，加強頂層設計推進行政管理體制、財稅、金融、價格、國企等領域改革……

以市場之手出清過剩產能，這是新舊動力轉換的關鍵之舉——

無錫尚德，昔日全球光伏產業的龍頭大哥。這家企業曾經在短短8年間，從在紐交所風光上市，到一度陷入嚴重產能過剩和資金鏈危機。

而在毗鄰無錫的常州，同樣是光伏產業，天合光能卻嘗到了靠市場找機會的甜頭。

“我們在印度看到，有商人在馬背上放兩塊光伏電板，走街串巷做手機充電生意，這給我們很大觸動，追加了在南亞市場的投資。”天合光能媒體關系副總監葉超說。

今年三季度，天合光能光伏組件出貨量創行業季度紀錄，成為全球翹楚。

冰火兩重天的企業命運背后，市場力量清晰可見：依靠市場，產能均衡；脫離市場，產能過剩。

對于這一我國經濟運行中的“惡性腫瘤”，到了痛下決心實施“外科手術”的關鍵節點。

“產能過剩出清關鍵，是依靠市場之手實施兼并重組，按照消化一批、轉移一批、整合一批、淘汰一批的思路，讓沒有市場前景的、該倒閉的企業倒閉掉。”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說。

打開動力轉換之門，更需“創新”這個第一動力——

上海，中國經濟發展最前沿城市。

“今年前三季度上海經濟增長6.8%。其中，投資增長率低于經濟增長率0.7個百分點。這是一個積極信號。”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說。

上海兩個增長率的此消彼長，意味著經濟發展正在上演新舊動力轉換。

世界研發1000強企業中，70多家在上海設立全球性和區域性研發總部，僅次于硅谷和東京。

北京，中關村。昔日圖書零售批發業聚集地，如今成為天使投資人、創業導師和創業訓練營。

僅僅一年多，這條200米長的創業大街，日均孵化創業企業1.6家，平均每天有一家企業獲得融資，平均每家企業融資500萬元。

創新，是未來中國必須遵循的五大發展理念之首，在中國決策者心中重過千鈞。

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，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，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。

“勞動、資本和技術創新是支撐一國經濟發展的三大要素。在投資增速下降、人口紅利弱化的大趨勢下，中國已經到了靠創新投入來驅動經濟的時候，不可逾越，別無選擇。”李揚說。

一方面推進創新突破，把舊動力積累的優勢轉化為新動力成長的條件，這是動力轉換的關鍵所在。

另一方面促進結構性改革取得重大突破，這將決定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的成敗。

“獨特的創新模式正讓中國成為全球創新領先者之一。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客座教授布魯斯·馬科恩認為，中國大規模、高增速、多樣化的市場特色，正使其成為競爭性創新行為的“培養皿”。

大盤取厚勢，官子有妙招。

推進城鄉、區域協調，是動力轉換的又一出“大戲”——

出門打工，是我國中西部農民多年來共同的命運選擇。不過在今天，回鄉就業創業，卻可能開啟他們的人生新走向。

42歲的重慶市江津區白沙鎮農民楊永秀，今年過完年后就沒再去廣東的電子廠上班。他回到江津在當地一家筆記本電腦工廠上起了班，過上了每天能與家人團聚的巴適日子。

楊永秀個體命運驟然改變的背后，是中國區域結構加快調整、產業由東向西梯度轉移、城鄉一體化快速發展的時代大潮。

“通過承接東部乃至國際優勢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，重慶正快速崛起為世界級電子產業基地。”重慶兩江新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湯宗偉說。

重慶，地處中國縱深腹地。今天，全球每三臺筆記本計算機，就有一臺產自這里。幾年間，重慶進出口總額增長了16倍，內陸地區排名第一。

如果用下圍棋來形容中國區域發展，從沿海到內地，從布局“金角銀邊”到“決戰中部”，隨著棋局行至中盤，中西部地區有望締造出不同于“沿海增長極”的“內陸增長極”。

胡煥庸線，是東北起自黑龍江璦琿、西南至云南騰沖之間的直線，因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提出而得名。它劃出了東部與西部、富裕與貧窮，也劃出了中國區域經濟的長期失衡。

隨著區域協調的演進，經濟層面的胡煥庸線正逐漸消失，增長的潛在動能得到釋放。

協調發展不止區域協同“一子”。城鄉一體、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并重、經濟建設國防建設融合，發展空間將在協調中拓寬，發展后勁正在協調中增強。

目標既定，路徑清晰。中國經濟向著更均衡更優化的結構奮勇攻堅。

 

“十二五”即將收官，“十三五”正待啟航。

此時此刻，處于發展關鍵時點上的中國，愈發吸引全世界的矚目和傾聽。

從安塔利亞到馬尼拉，從巴黎到約翰內斯堡，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斷向世界傳遞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強烈信號——

“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……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出更大努力，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。”

“我們強調堅持結構性改革，著力解決經濟中的深層次和中長期問題，讓中國經濟走得更好更穩更遠。”

“實施優化產業結構、構建低碳能源體系、發展綠色建筑和低碳交通、建立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形成人和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。”

“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工業化需要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、兩種資源，發揮好自身比較優勢，實現資源全球配置。”

這是創新增長路徑的關鍵抉擇——

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、協調、綠色、開放、共享的發展理念，這不僅是我國發展理論的又一次重大飛躍，也是引領經濟結構重塑的一場深刻變革。

藍圖振奮人心，目標催人奮進。

前進路上，盡管會有巨大的改革陣痛，盡管會有諸多的風險挑戰，但我們有更堅定的意志、更科學的方法，打開結構之門，激活增長動力，實現更高質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續的發展，推動中國巨輪向著“兩個一百年”目標揚帆遠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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